《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全文及赏析_王质
发布时间:2015-12-06

●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

王质

过隆中。

桑柘倚斜,禾黍战悲风。

世若无徐庶,更无庞统,沉了英雄。

本计东刑西益,观变取奇功。

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

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

使一曹三马,云雨动蛟龙。

看璀璨、出师一表,照乾坤、牛斗气常冲。

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

王质词作鉴赏

王质其人通经史,曾著《朴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之事。此词是他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的感受,不妨看作以文学作品形式写成的一篇《朴论》。

《八声甘州》起处通常为八言、五言两句,至五言句末以叶韵注脚。本篇有所突破,破为“三、五、五”三句,且于三言句添叶一韵。“隆中”在襄(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本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候,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洛(今洛),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我们在赏析贺铸《伴云来》一词时所介绍过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诗),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本篇在宋词中虽然算不得上乘之作,且将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归结为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全靠徐庶等推荐),并过分夸大其“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历史作用(设想如天假斯人以永年,司马氏集团便不得崛起),犹未能摆脱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无法摆脱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词笔一丝不苟,叙事井井有序,剪裁史料能做到披沙拣金,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理性的思考与感情的挥发互为理志,抽象的议论与形象的描绘交相辉映,仍不失为一篇杰作。尤其值得称道者,以自己秋日过隆中造访卧龙故里起光,以杜甫春日在成都凭吊侯祠堂作结,时代一宋一唐,季节或秋或春,地点在襄在蜀,人物为已为杜,不无差异,但缅怀诸葛亮其人其事则一也,缅怀其人其事时之心情则一也,首尾呼应,一脉相通。古人传说,江南茅山有洞穴潜行地下,可直达岭南罗浮山,借用来比喻王质此词,不是很贴切么?

南宋人吟诗赋词,屡咏及诸葛亮。如陆游《书愤》诗:“《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程珌《水调歌头。登甘露寺多景楼望淮有感》:“三拊当时顽石,唤醒隆中一老,细与酌芳尊。”皆是。盖因当时小朝廷苟且偏安,不思北伐以收复为金人所占领的中原失地,遂使爱国的诗人词人常常怀念这位历史上的北伐英雄。对诸葛亮的歌颂本身就是对南宋统治集团中那些“忘了中原”的人的一种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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