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发布时间:2016-05-27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停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懒得上课,就解雇了我。另一个则毫无预警地从宿处消失,还欠了我十二法郎。我只剩下三十生丁,烟也没了。整整一天半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把剩下的衣服装进皮箱拿到当铺去。这样我就不能再装自己还有钱,因为我不能不征得F太太同意就把衣物都带出旅店。然而我记得,当我跟她打了招呼而不是偷偷带走衣物时,她非常惊讶。在我们这一带,躲债夜逃是常见的伎俩。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国当铺。走过宏伟的石头大门(当然了,上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他们甚至把这个写在警察局门上),进入一个像学校教室一般又大又空的屋子,只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在里面等着。人们把典当物递到柜台里然后坐下。过一会店员估好了价就会叫:“某某号,五十法郎成吗?”有时候只有十五、十甚至五法郎。不论多少钱全屋都能听到。我进屋的时候店员正在挑衅地叫道:“八十三号——过来!”还吹了个口哨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叫一条狗。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长着胡子的老人,穿着一件扣到脖子的大衣,裤脚磨破了。店员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包扔过柜台——显然是一钱不值。包裹掉到地上散开了,露出四条羊毛男裤。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怜的八十三号把他的裤子收拾起来,蹒跚着自言自语地走出去。


我要当的衣服加上箱子,买来时花了我至少二十英镑,现在还很新。我觉得现在肯定值十英镑,而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会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两百五十或者三百法郎。我毫无压力地等着,指望能至少拿到二百法郎。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答应着站起来。


“七十法郎?”


值十英镑的衣服只出价七十法郎!但争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店员马上就拒收典当物。我拿了钱和当票就走了。现在我除了身上穿的肘部磨破、当不出去的大衣和一件衬衫之外,什么衣服都没有了。后来我得知要下午去当铺才对,不过为时已晚。店员都是法国人,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在吃午饭之前总是脾气很坏。


我回去的时候F太太在酒馆扫地。她走上台阶迎接我,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很担心我的房租。


“那么,”她说,“你那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说。


“天哪!”她惊叹道:“那真不错。那些英国衣服肯定很贵!”


这个谎言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奇怪的是,它后来成真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之前为报纸写文章得到的两百法郎稿费,虽然很心疼,但我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交了房租。所以,尽管接下来的几周我差点饿死,但至少还有容身之所。


现在必须得找活儿干了,我想起一个朋友鲍里斯,他是个俄国侍应,有可能会帮我。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他在治左腿的关节炎。他说如果我有麻烦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我得先介绍一下鲍里斯,因为他是个怪人,而且我们交情很不错。他大概三十五岁,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曾经很英俊,不过因为卧病在床而变得极胖。就像大多数俄国流亡者一样,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冒险经历。他那在革命[1]中被杀的双亲曾经很有钱,战时他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服役,据他说那是俄军最好的团。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巴黎中央市场做搬运工,后来又成了洗碗工,最后才做了侍应。生病之前他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每天能挣一百法郎小费。他的志向是做到侍应领班,攒够五千法郎就去右岸开一家精品小餐厅。


鲍里斯总是说战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酷爱战争和军事,读过无数战略和战争史的书籍,可以跟你讲所有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毛奇[4]还有福煦[5]的理论。任何跟军事有关的东西都能让他高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是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仅仅是因为那儿外面有内伊元帅[6]的雕像。后来鲍里斯和我一起去商业街。如果我们坐地铁去,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尽管商业街站更近一些;这与他对康布罗纳将军的喜爱有关,滑铁卢战役时敌人劝这位将军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滚他妈的!”[7]


革命给鲍里斯留下的东西只有奖章和他们团的旧照片;他把其他所有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只留下这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铺在床上,对其大谈特谈。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壮小伙儿,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国小耗子。二十岁就做了上尉——不错吧?没错,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我父亲是个陆军上校。”


“啊,但是,我的朋友,人生的起起落落啊!一个俄军上尉,然后,啪!革命一来,一切都没了。1916年我在爱德华七世旅馆呆了一周;1920年我在那努力找工作当更夫。我做过打更的、管酒窖的、刷地板的、洗盘子的、搬行李的,还看过厕所。我给过侍应小费,也被别人给过小费。”


“啊,但我知道如何像绅士一样生活,我的朋友。我不是想自夸,不过有一天我在算这辈子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发现有两百多个。没错,至少两百……啊,话说回来,坚持就是胜利。勇敢点!”等等,等等。


鲍里斯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他总希望回军队去,但他做侍应也有了前途。虽然他攒的钱从没超过几千法郎,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觉得以后能自己开饭店发家致富。后来我发现,所有侍应说的想的都是这个,这样他们作为侍应才能心理平衡。鲍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起在酒店的生活:


“做侍应就是赌博,”他曾说,“你可能到死都穷得要命,或者一年就发了财。你没有基本工资,靠的是小费,也就是账单的百分之十,另外还有香槟酒公司按照瓶塞给的回扣。有时候小费多的很。比如马克西姆餐厅的酒保,一天挣五百法郎。旺季还不止五百……我自己每天挣二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是旺季的时候。从经理到洗碗工,所有人每天干二十一个小时。二十一个小时干活,两个半小时睡觉,连着过了一个月。不过很值得,一天能挣二百法郎呢。”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交上好运。有一次我在皇家酒店,有个美国顾客在晚饭前叫我,点了二十四份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酒全都端过去。‘现在,小伙子,’那个醉醺醺的顾客说,‘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你要是能走到门口,就能拿到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整整六天,每个晚上他都这么干,十二杯白兰地鸡尾酒,然后就是一百法郎。几个月之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因为私吞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人还是挺好的吗?”


我喜欢鲍里斯,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的事情。鲍里斯总是劝我去做侍应。“这种生活很适合你,”他说,“有工作的时候每天挣一百法郎,还有个漂亮的情人,多好。你说你要写作,那都是胡扯。想靠写东西挣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娶个出版商的女儿。但是如果你把那小胡子剃掉,肯定能做个好侍应。你个子很高,还说英语——做侍应主要就靠这些。等我能弯弯这该死的腿,我的朋友。还有,如果你什么时候失业了,就来找我。”


由于就要租不起房吃不起饭了,我想起了鲍里斯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并不指望能像他保证的那样,轻轻松松当上侍应,但我当然知道怎么洗盘子,毫无疑问他能在厨房里给我找个活干。他说夏天要找洗盘子的活,打个招呼就行。想到自己终究有个有点势力的朋友可以求助,真是感到极大的安慰。


注 释


[1]指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译注)


[2]米哈伊尔·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著名将领、军事家,俄罗斯民族英雄。1812年率领俄国军队击退拿破仑的大军,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译注)


[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少将。著有《战争论》。


[4]赫尔穆特·冯·毛奇(1800-1891),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军事战略家。(译注)


[5]斐迪南·福煦(1851—1929),法国陆军统帅。著有《战争原理》、《战争指南》等。(译注)


[6]米切尔·内伊(1769—1815),法兰西帝国“军中三杰”之一,1804被授予帝国元帅称号。(译注)


[7]关于康布罗纳此事真实性无法确定,至今存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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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
巴黎伦敦落魄记
作者: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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