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发布时间:2016-05-27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好像巴黎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或许他们会雇你写文章。”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他妈的!他们也不懂。谁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从英文报纸上抄下来就行。不是有《每日邮报》吗?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邮报》是保守党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哦,那就照《每日邮报》的内容反着写,那样就没问题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也许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尤其是外国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一个密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的周报的办公室里出来,于是警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如果给他们逮到我去了这个秘密社团,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可是这个机会很好,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应,来带我们去了集会地。我不记得街名了,不过那是一条破落的街道,从塞纳河岸边向南延伸,离下议院不远。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倍加小心。我们假装随意在街上闲逛,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那个门——那是家洗衣店——然后再逛回来,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馆。如果这里被发现有共产党出没,很有可能会被监视,我们打算一旦看见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鲍里斯很享受干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将要跟杀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确认安全无事后,我们迅速钻进门。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些“俄国绅士”在天井对面的楼梯上。我们登上几段黑暗的楼梯来到一处楼梯平台。一个体格强壮、一脸阴沉的年轻人站在楼梯上端,他头上发线很低。我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开双臂拦住去路,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口令!”看到我没应声,他严厉地说道。


我停下脚步,心里很害怕。我没想到还有口令。


“口令!”那俄国人重复了一遍。


鲍里斯的朋友原来走在后面,现在走上前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在说口令或解释情况。这样一来,一脸阴沉的年轻人似乎很满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毛玻璃窗。这里看起来是个破旧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语的宣传海报和一张粗制滥造的巨幅列宁像。桌旁坐着一个只穿衬衫、没刮胡子的俄国人,他面前放着一堆报纸做的包装纸,他正朝上面写地址。我进门时他对我说法语,口音很怪。


“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牺牲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


注 释


[1]应指《圣经·出埃及记》,其中有神降十灾惩罚埃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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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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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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