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发布时间:2016-05-27

在我到酒店工作的第三天,人事经理把我叫了过去。他平时对我说话都挺和颜悦色的,那天却毫不留情面:


“你,就是你!马上把你的小胡子给刮了!我的上帝,谁听说过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的?”


我正要表示抗议,他就打断了我,“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真是胡扯!要是明天我看到你胡子还在,你给我当心点!”


回家路上,我问鲍里斯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耸了耸肩膀。“你得按他说的做,哥们儿。酒店里除了厨子,没人留小胡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没为什么,这就是规矩。”


于是我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就跟穿晚礼服不能配白领带一样,于是我刮掉了胡子。后来我才弄清楚这规矩的缘由,因为高级酒店里的侍应都不留胡子,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便勒令洗碗工也不能留胡子,而厨子留偏要胡子,以显示他们对侍应的不屑。


这就多多少少体现了酒店里微妙的等级制度。我们总共有大约一百一十名员工,等级划分就跟部队里的军衔一样细致。厨子和侍应比洗碗工高一等,如同上尉比列兵军衔高一样。经理是至高无上的,想炒谁就炒谁,厨子也不例外。谁也没见过老板,我们对他仅有的认识,便是准备给他的饭菜得比给客人的都精心。旅店里所有的纪律都靠经理维持,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总是四处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懒,但是我们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酒店里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拉铃系统,全体员工拿它当作通风报信的工具,一声长,一声短,两声长,意思是经理要来了,一听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就立马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经理下面一级是侍应领班。他不用伺候客人,除非是勋爵一类的人,他负责指挥侍应,并协助采购食品。他拿的小费加上香槟公司给的回扣(他退回一个瓶塞可得到两法郎),一天下来能有二百法郎。他并不怎么跟其他员工待在一起,有单独的用餐间,桌子上摆着银质餐具,还有两个穿着干净的白色短上衣的学徒伺候他。比侍应领班略低一级的是厨师长,一个月能领五千法郎。他在厨房吃饭,但是可以自己独享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厨师学徒专门服侍他用餐。再接下来就是人事经理,他一个月薪水只有五百法郎,但是他穿黑色外套,不用干体力活,还能解雇洗碗工处罚侍应。再下一级就是一般的厨师,每个月薪水从七百五十法郎到三千法郎不等。厨师下面是侍应,除了为数不多的底薪,每天还能挣大约七十法郎的小费。之后是洗衣女工和做缝补活儿的女工,侍应学徒次之,他们不能拿小费,但是每个月有七百五十法郎工钱。之后才是洗碗工,每个月也是七百五十法郎。然后是女佣,一个月五六百法郎。最末才轮的上我们这种在备餐间干活儿的,一个月才五百法郎。我们这些人就是这间酒店里最底层的渣滓,没人正眼瞧我们,谁都不拿我们当回事。


还有许多分工不同的员工,有办公室文员,人们管他们叫信使,还有仓库保管员、酒窖管理员、搬运工人、门童、制冰工人、面包师、守夜人和门房。不同种族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办公室文员、厨子和缝补女工都是法国人,侍应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巴黎几乎没有法国侍应这回事),洗碗工则涵盖了欧洲能发现的所有人种,就差阿拉伯人和黑人了。法语是通用语言,连意大利人互相交谈都用法语。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把碎面包以八苏一磅的价钱卖给面包房,把泔水低价处理给养猪的,卖的钱由洗碗工平分。偷窃现象也很严重。侍应都偷吃的,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哪个侍应会吃酒店提供的食物,厨子在厨房偷得更厉害。我们在备餐间偷喝茶和咖啡。酒窖管理员偷白兰地酒。酒店规定侍应不准存烈酒,要是有客人点,就得去酒窖管理员那里领。酒窖管理员每倒一杯酒,就会偷偷盛出大概一茶匙,时间一长就攒下不少。要是他信得过你,你花五苏就能在他那里喝上一大口那些偷来的白兰地。


员工当中也有小偷,你要是把钱落在外套口袋里,一般来说就都没了。门房负责给我们发薪水,搜我们的身,看谁偷了食物,但其实他才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贼。我每个月只挣五百法郎,这家伙能在六周内骗走我一百一十四法郎。当时我要求酒店每天付我工资,所以门房每天晚上给我十六法郎,周日不给钱(当然本来是应该给的),这样就有六十四法郎进了他的口袋。另外,有时我周日加班,照理来说能多拿二十五法郎,而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钱门房也没给过我,算下来就又是七十五法郎。直到最后一周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而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只赔给我最后那个周末的二十五法郎。脑子不够灵光的员工都被他这招给算计过。他说自己是希腊人,但其实是亚美尼亚人。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还是老话说得好,“相信毒蛇也别相信犹太人,相信犹太人也别相信希腊人,相信希腊人也别相信亚美尼亚人。”


侍应里也有不少怪人。有一位年纪轻轻的绅士,上过大学,原本在一家商行里工作,收入颇丰。结果染上了花柳病,工作丢了,居无定所,现在当上了侍应,自认为已是万幸。很多侍应都是偷渡到法国的,有一两个还是间谍——不少间谍都靠做侍应当掩护。有一天,侍应用餐的餐厅里发生了可怕的争吵,吵架的是莫兰迪和另一个意大利人。莫兰迪两个眼睛分得很开,看面相绝非善类。吵架的缘由似乎是因为,莫兰迪跟那个男人的情妇有一腿。那个意大利人有些软弱,而且显然他很怕莫兰迪。他含糊不清地对着莫兰迪放狠话。


莫兰迪讥讽他:“好吧,那你要怎么着?我睡了你的女人,还睡了三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干嘛,嗯?”


“我要向秘密警察揭发你,你是个意大利间谍。”


莫兰迪没有否认。他只是从燕尾服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刀,在空气里快速地比划了两下,就像在划别人的脸一样。很快另一个侍应就把刀拿走了。


我在酒店里见过的最奇怪的家伙,是一个“编外人员”。有一回马扎伊尔人生病了,那个家伙来替他的班,一天二十五法郎。他是塞尔维亚人,二十五岁上下,身材结实,反应很快,能说六种语言,包括英语。他仿佛了解酒店里全部的工作,从早上到中午,他干活儿勤恳的像个奴隶。然后,时针一指到十二点,他的脸就拉了下来,开始偷懒偷酒喝,最后甚至放肆到极点,公然叼个烟斗到处溜达。抽烟自然是不允许的,发现了要受重罚。消息传到了经理那里,经理火冒三丈,亲自跑下来审问这位塞尔维亚人。


“你他妈的抽烟到底是什么意思?”经理咆哮道。


“你他妈的拉这么个长脸又是什么意思?”塞尔维亚人平心静气地答道。


我没法形容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如果一个洗碗工敢这么跟厨师长说话,一定会被劈头盖脸地浇一锅热汤。经理立马就说,“你卷铺盖滚蛋吧!”于是下午两点,塞尔维亚人领了他的二十五法郎,如愿以偿地被炒了。在他走之前,鲍里斯用俄语问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塞尔维亚人如是说:


“哥们儿,你得这么看,只要我干到中午,他们就得付我一天的工钱,不是么?那是法律规定。既然拿到钱了,还有什么必要干活儿呢?所以我跟你说,我到一家酒店当个临时工,老老实实工作到中午,然后十二点一到,我就开始故意滋事,他们没办法就只能炒了我。干净利落,不是吗?一般刚十二点半我就被炒了,今天拖到了两点半,不过无所谓,还是省了四个小时。唯一的麻烦就是一家酒店没法干两次。”


看起来,他在巴黎一半的酒店和饭馆都玩过这一招。这把戏在夏天大概还是比较容易得逞,不过酒店对这类人有所防范,通常还会有一份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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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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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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