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发布时间:2016-06-01

靠着八个先令我过了三天四夜。有了在滑铁卢路糟糕的经历后,我向东走,来到了佩尼费尔斯的一个寄宿所过夜。这是一家典型寄宿所,像伦敦里其他的客栈一样。这里可以住五十到一百个人,是由一个“副手”管理,这人是老板的代理人,也就是说,这些客栈是营利的,属于有钱人的产业。一间宿舍能睡十五到二十个人,床也是又冷又硬,但被单倒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洗一次,算是进步。住宿费用是九便士或一先令(收一先令的宿舍里,床与床之间的距离是六英尺,而不是四英尺),一般晚上七点就要付钱,否则就走人。


楼下是厨房,对所有房客开放,免费提供炉火、煮东西的锅、茶碗和烤面包用的叉,厨房里终年日夜烧着两盆火。房客们轮流负责烧火,打扫厨房和铺床。其中有个地位比较高的房客,看起来像诺曼人,名叫史蒂夫,是码头工人,他被称作“房子的头头”,负责仲裁争端,也是这里不收钱的打手,负责对付滋事的人。


我挺喜欢那厨房。它在地下深处,是个天花板很低的地下室,里面很热,焦煤烟让人昏昏沉沉,唯一的光源是炉火,照出角落一片黑天鹅绒般的光影。绳子从天花板拉下,用来晾换洗的衣服。人们的脸被热得通红,其中大部分是码头工人,拿着饭盆在火边走来走去。他们有些光着身子,因为衣服洗了,在等晾干。到了晚上,人们喜欢玩纸牌和跳棋游戏,一起唱歌,最喜欢唱的歌是“我是个爸妈都不喜欢的小孩”,另一首受欢迎的歌是关于船只失事的。有时夜深,有人会买一桶便宜的螺回来,大家一起吃。大家通常都会分享食物,而且会照顾失业的人。有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人,看上去似乎命不久矣,他们管他叫“气洞布朗”,看过好几次医生,身上都已经开过三次刀了,他一直都是靠别人救济的。


有两三个房客是领着养老金的老人。遇到他们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在英国居然会有老人靠每个星期十先令的养老金过活。这些老人除了养老金就没有其他收入了。其中的一个老人比较健谈,于是我问他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他说:


“哦,住一个晚上是九便士,一个星期就是五先令三便士,星期六花三便士剃胡子,那就是五先令六便士,然后每个月花六便士理一次发,平摊下来一个礼拜三便士左右。这样就剩下四先令四便士吃饭抽烟。”


他觉得没有其他开销了。他吃面包和人造黄油,喝茶,到周末就只有干面包和不加牛奶的茶,也许他穿的衣服是别人捐的。他似乎很满足,比起食物,他更珍视他的床和炉火。但对于每个星期只有十先令收入的人来说,还花钱剃胡子,实在是很让人敬畏。


我整天在街上转悠,最东到沃平,最西到怀特查贝尔。很奇怪,去过巴黎之后,觉得伦敦安静且干净多了,但同时也更乏味。我怀念有轨电车刺耳的鸣叫,吵闹不堪的后街生活,还有警察列队浩浩荡荡走过广场。伦敦人穿着更体面,脸也更和善,甚至看起来更相像,不像法国人每张脸都那么有个性,有股凶猛的狠劲。伦敦没那么多酒鬼,没那么多尘土,也没那么多争吵,但却有更多无所事事的人。人们三五成群站在街角,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靠着伦敦人每两小时就消耗一份的茶加两块面包过活。伦敦的空气没巴黎的那么热烈,这里是茶壶和劳务交换的地方,而巴黎充斥着小酒馆和血汗工厂。


观察人群是件挺有趣的事。伦敦东区的女人很漂亮(也许是混血儿的缘故),莱姆豪斯有很多东方面孔——中国人,东印度水手,卖丝巾的德拉威人,甚至还有些锡克教徒,天知道他们怎么来到这里。到处都是街头会议。在怀特查贝尔,被称为歌唱的福音的组织承诺要把你从六便士的费用负担中解救出来。在东印度码头路会有救世军在执行任务,他们依着“怎么对付一个喝醉酒的水手”这首歌的调调,唱“这里有人喜欢心怀鬼胎的犹大吗”这首宗教歌曲。在塔山两个摩门教徒在召集会议,他们站的平台聚集了一堆又吵又闹的人群,有的人在指责他们一夫多妻的制度。一个满脸胡子的瘸子看起来是无神论者,一听到上帝这个词就开始咒骂。这里喧闹声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我亲爱的朋友们,只要你们肯听完我讲的话,这就对了,让他们说去吧,别吵了。不,不,你回答我,你能指给我看上帝在哪儿吗?你指给我看的话我就信上帝。噢,闭嘴吧别打岔,你自己闭嘴吧,一夫多妻主义者……是的,关于一夫多妻主义,我有很多话要说。别让女人工作,我亲爱的朋友,只要你们……不,不,你不要岔开话题。你见过上帝吗?你触碰过他吗?你跟他握过手吗?噢,别吵了,看在老天份上,不要吵了!”等等等等。我听了二十分钟,很想了解一下摩门教,但整个会议一直都只有争吵。这就是街道会议的命运了吧。


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在市场的一堆人群中,一个裙子快拖到脚踝的女人拖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她在他面前挥舞着一把锡做的小喇叭,吓得小孩直哭。


“你挺会自己找乐的呀!”那母亲嚷道。“你以为我带你来就为了给你买个破喇叭啊?你想从我脚边溜走吗?你个小混蛋,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才行。”


几颗唾沫星子喷到喇叭上。之后母亲和小孩便一边高声叫喊着一边离开了。在巴黎呆过后,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怪异。


我在佩尼菲尔斯的寄宿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两个房客起了争执,吵得很难看。一个领养老金的七十岁老人,光着膀子(他的衣服洗了),对着一个短小精干、背对炉火的码头工破口大骂。借着火光,我可以看到老人的脸,他又伤心又愤怒,几乎要哭出来了。显然,他们之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老人说:“你这个□□[1]!”


码头工说:“闭上你的嘴吧,你这个老不死的,不然我就收拾你!”


老人说:“你试试看,你这个□□我比你大三十岁,但我毫不费劲就可以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码头工说:“哈,我怕我到时会把你摔个稀巴烂,你这个老不死的!”


这样吵了五分钟,房客们闷闷地坐在周围,竭力无视这场争吵。码头工沉着脸,但老人也越来越火大。他不停地作势要冲向对方,昂着脸,像只在墙上猫似的隔着几英尺朝对方大叫,还吐口水。他好像真的很想朝对方扑过去,但终究没有这样做。最后他破口大骂道:


“一个□□你就是一个□□你就把那玩意儿塞到你的脏嘴吮吧,你这个□□!到时□□我会把你捏得粉碎,让你彻底完蛋。一个□□,你就是一个□□婊子养的。舔去吧,你,你就只配这个了,你□□你□□你这个黑杂种!”


这时,他突然倒在长凳上,用手捂住脸,开始哭起来。那个码头工看到大家都不站在他这边,就走了。


之后史蒂夫告诉我这场争吵的缘由。原来貌似一切都是因为一些值一先令的食物。不知怎么的,老人不见了他存放的面包和人造黄油,所以他接下来三天除了靠别人施舍,就没其他吃的了。码头工有工作,而且吃得饱饱的,就来嘲笑他,所以之后他们就吵了起来。


当我只剩下一先令四便士时,我到鲍尔的一家寄宿所住了一晚,哪里只收八便士。我顺着路往下走,通过一条小过道,来到了一个又深又闷的十平方英尺大的地下室。十个人映着强烈的火光坐在里面,他们大多都是劳工。已经是半夜了,但管事的那只有五岁的孩子还在劳工的膝边玩耍,他脸色苍白,喜欢黏人。一个老爱尔兰人对着小笼子里的灰雀吹口哨。笼子里还有其他会唱歌的小鸟,又小又不容易养活,它们的命运就是一直呆在地下室里。房客们不时对着火撒尿,这样就不用穿过院子到厕所了。我坐在桌旁时,感到有东西扫过我的脚,于是往下看,原来是有些黑色的东西慢慢地穿过地板,是一些黑甲虫。


宿舍里有六张床,床单上印着大大的字“从第X号街偷来的”,散发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睡我隔壁床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他是个在马路艺术家,背驼得很厉害,弯到床外,离我的脸就只有一两英尺左右。他的背光光的,尘土在上面排成怪异的线条,就像大理石桌面一样。夜里有个醉鬼闯进来,就倒在我床边的地上。这里也有很多虫子,虽然没有巴黎那么多,但也足以让人睡不着觉了,实在脏得可以。好在管事的和他的妻子比较友好,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给客人端上一杯茶。


注 释


[1]原文中的脏话在出版时被略去,因此在译文中用“□□”代替,下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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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
巴黎伦敦落魄记
作者: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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